“数字化转型”如今已不是什么新鲜概念，但在尼葛洛庞帝1996年书写《数字化生存》、比尔盖茨1999年出版《未来时速》时，数字化还是颇具“科幻”色彩的，毕竟，那是一个手机还没有广泛智能化、电脑性能比较弱、上网也很昂贵的年代。现在，即便是偏远山区，只要网络信号覆盖到，小产量的农产品都能在线销售。“数字化转型”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发展趋势，大到国家层面的“数字中国”，小到个人层面的“数字生活”，信息网络、信息系统、信息设备包围着每个人的生活、每个企业的经营。
对个人而言，多数时候，这些“数字化”都是一种诱发性的传播过程，一种数字产品的出现，引起一部分人的生活变化，进而扩散成大部分人的变化，从接触到爆款再到新的生态。对企业而言，则是伴随着对生产效率提升和竞争的需要，时刻弥漫着“生存”的味道。
即便从《数字化生存》开始算起，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讨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各类著述早已汗牛充栋，再论这个题目，显然面对着“巨大挑战”，不免“老生常谈”。但是，转型效果到底如何呢？这些年我们追过的“理论”、追过的“架构”、追过的“系统”甚至追过的“设备”，已经数不胜数，标杆先后立了无数，但很多时候，数字化转型还是给人“入不敷出”之感。到底数字化转型是什么？该怎么转？依然众说纷纭。
最近有两件事再次触动笔者，一是美国第八大银行Capital One发布的2018年致股东的一封信，介绍了其二十几年的数字化转型过程；二是Facebook发布的Libra白皮书，其中描绘了借数字货币推动普惠金融的整体构想和技术实现。
Capital One向世人展现了数字技术如何帮助一家地方银行（相当于我国城商行规模）的信用卡部门成长为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，并且在信用卡这个很难真正赚钱的领域获利丰厚的。Capital One坚持让自己作为一家从事银行业务的技术公司，去跟使用技术的传统银行竞争，他们不关心别的银行怎么做，而是认真研究技术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，如何运用技术为生活环境已经改变了的人们提供金融服务。